1. 翻译首先靠感觉

　　三十多年前，我起意从数学改行，做文学翻译工作。一次去王道乾先生家（回想起来，印象中似乎客厅有些幽暗，王先生脸容有些忧郁，声音徐缓而略带沙哑），请教“在文学上如何学习”，他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文学不是靠学习学到的，而是要去感受的。”这句话我始终记在心间，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。日后我被同行半开玩笑地称为“感觉派”（以区别于学院派等等），也许正是因为我从译以来，一直服膺“翻译要靠感觉”的缘故。

做个译者，门槛并不高。但从气质上说，善感、耐静的人，也许更适合当译者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，余光中在文章中提到，台湾声乐家席慕德请计程车司机调低音量，司机问：“你不喜欢音乐吗？”席只能回答：“是啊，我不喜欢音乐。”两人对“音乐”的感觉可以如此不同。不同的境遇也会造成不同的感觉。荒诞派剧作《等待戈多》在北京首演时，恶评如潮。后来去一所监狱演出，所有的犯人看了都哭了。导演邵泽辉说：“这是当时真正能体会这部荒诞剧的观众。”一般而言，感觉意味着身心的投入，意味着远离觥筹交错的热闹场所——这也就是耐静。

　　2. 翻译需要身体力行

　　翻译，首先是一种实践，需要身体力行。为了译得更好些，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（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背景，了解他写作的时代，了解他的语言风格和写作习惯，等等），但是就译者而言，研究的落脚点是翻译的实践。对他来说，实践，或者说力行，比“研究”更重要。译者和他的译作的关系，有点像船长和他的船的关系，那是一种同命运、共存亡的关系。《动物农场》的作者、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为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得好：“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，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，那它就是失败之作。”作者如此，译者同样如此。译者，要用翻译的作品说话。

　　3. 自信与存疑是翻译中的一对矛盾

译者没有自信，他在翻译时往往是畏畏缩缩的，他的译作往往是苍白无力的。客观地说，作者往往高过译者，甚至高出很多。比如说普鲁斯特，他的思想的深度，他驾驭文字的能力，都令我有“高山仰止”之感。但在翻译时，我必须努力去和他“平起平坐”，这样才能对话，才能擦出心灵的火花。有这样的心态，感觉云云才有可能。

自信，还意味着不要轻信、迷信，不要妄自菲薄。人们常说当年翻译如何如何好，看看傅雷的信，就可以知道，众多译家在那时是被他说得一无是处的。傅雷在写给宋淇的信中写道：“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（摩德本）译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译序大吹一阵（小家子气！），内容一塌糊涂，几乎每行都别扭。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、蒋天佐，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。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！大概弄翻译的，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。”黄金时代，看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。我们应该有些底气，有些自信，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。

　　4. 翻译的文采源于对原文的透彻理解

　　翻译的文采首先来自对原文透彻的理解，来自感觉的到位。自己没弄明白、没有感觉的东西，是不可能让读者感觉到的。理解透彻了，感觉到位了，才有可能找到好的译文，才能有文采。回到翻译上来。译文要求准确、传神，落脚点还是感觉。但找准感觉并不一定是“做加法”。《情人》一开头，有句为不少读者所激赏的译文：“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在我这一生中，这未免来得太早，也过于匆匆。”语调低回而伤感。但在原文中，这是一个语气相当短促、色调相当枯冷的句子。（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.）译文的感觉与原文出入较大，也许不妨改译作：“一切都来得很仓促，一开始就已经太晚了。”这样译，有点“以短促还其短促，以枯冷还其枯冷”的意思。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想用拙著《译边草》中的一段话，来结束这个名为“我心目中的翻译”的漫谈：“里尔克曾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：‘你要爱你的寂寞。’我觉得这话就像是对今天的译者说的。翻译，寂寞而清苦；但是，能把职业当作事业，能使技术成为艺术，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能从苦中尝到甜的滋味，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呢？”